传奇时装编辑Diana Vreeland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身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服装学院的特别顾问。过去，没人乐意去博物馆看一场教科书般枯燥的服装展，是Diana Vreeland改变了这种陈见。1972年至1984年间，年过七旬的她凭借着自己的好品位，丰厚人脉以及超凡想象力，为大都会博物馆策划了十二场如梦如幻的时装盛宴。
1972年，一场名为“ The World of Balenciaga”的时装展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装学院拉开帷幕。KittyMiller、Andy Warhol、Diane von Furstenberg等一众名流纷纷穿着Cristobal Balenciaga先生生前设计的衣服出席开幕酒会，向策展人DianaVreeland道贺。展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数万观众接连不断地涌入到博物馆来参观这位时装巨子的传奇之作。
就在那之前一年，Diana Vreeland跌至了人生低谷——她的丈夫Reed Vreeland猝然离世，她自己又被工作了九年的《VOGUE》杂志社开除。她曾在书里写道：“人生就像是登台表演，总是会有中场休息。”在那段时间里，Diana甚至靠帮朋友挑选服饰来赚钱。
所幸她没有就此消沉。1972年，Diana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装学院聘请为特别顾问。这位传奇时装编辑在70岁高龄时迎来了又一个事业高峰。
柳暗花明
1960年代末，关于传奇时装编辑Diana Vreeland随时会被康泰纳仕出版集团炒鱿鱼的消息不断流传。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位昔日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在杂志业的好景已不长，甚至连当初把Diana从竞争杂志《Harper’s BAZAAR》那里挖过来的康泰纳仕集团编辑总监AlexanderLiberman都开始在刻意地与Diana保持距离，不再像以往那样勤力合作。但谁也没料到，最后的辞退竟是如此不体面。
这次的人事变动更像是一次革命中的大清洗。在《VOGUE》杂志工作了45年的社交版编辑Margaret Case在发现自己被辞退后，甚至选择了自杀来维护高傲的尊严。出版集团意识到了事态的不良影响，遂对外宣称他们依旧为DianaVreeland保留了编辑顾问的职位。少了Diana的杂志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一个时代已经结束。“《VOGUE》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扮演‘文化晴雨表’的角色了，”Diana的艺术家好友Andy Warhol说过，“他们已决心走中产阶级路线。”
而对于Diana来说，当务之急是尽早从失业的打击中解脱出来，寻找一份新事业。“我才70岁，难道就这样退休吗？”她的好品位在此时又一次被派上了用场。通过帮助自己那些上流社会的朋友挑选行头，Diana可以从她们那里得到一笔不菲的感谢费用，暂缓自己的窘境。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1972年，Diana的律师Peter Tufo接触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Diana谋到了在馆内服装学院担任特别顾问职务的工作。为了让Diana对这份工作满意，她的一些朋友还暗自凑了些钱捐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希望该馆开给Diana薪资能够更丰厚些。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装学院的前身是于1937年成立的纽约服饰艺术博物馆。1946年，服饰艺术博物馆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合并，成为了后者的下属部门。尽管学院内珍藏着一万余件服装和配饰（现在的这个数字是三万六千余件），但一直以来的状态都是不温不火，叫人昏昏欲睡。没有人愿意到博物馆地下室去参观一场关于服饰的展览。“服装学院就像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受宠的继子。”曾在馆内工作过的DouglasDillon如此评价道。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的展览都过于枯燥乏味。例如，所有的人体模型的样貌都完全相同，为求逼真，外表被刷成了“肉色”；假发全部用真人头发制成，严格按照历史史实创作，不出一丝一毫的纰漏。策展人一味地追求“历史正确”而忽略了趣味性的重要性，导致每一场展览只限于在行业内部人士之间交流，对公共大众根本不构成任何吸引力。直到1966年Thomas Hoving接管了博物馆，才开始着手改变服装学院死气沉沉的氛围。
Thomas认为，博物馆该是一个“能够叫人思维扩张，用前所未有的角度观察世界”的地方，本人也因擅长创造“Hoving式惊奇”而闻名。在这一点上，他与Diana不谋而合。后者向来钟爱戏剧式的展出。无论是曾经编辑过的杂志，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都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尽管没有专业的从业证书或者相关的经验，Diana却凭借着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丰厚的人脉资源，奉上十余场视觉盛宴，奠定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时尚界的地位，也为后世的时装艺术展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故衣新生
1972年至1984年间，Diana以一年一场的速度制作出了十二场无与伦比的时装展（1984到1989年间的几场展览虽有Diana的参谋，但并非是她独立制作）。展览的内容包罗万象：CristobalBalenciaga和Yves Saint Laurent两位设计师单独举办的作品回顾展；印度及奥地利匈牙利帝国的皇室服饰展；侧重服饰技术性方面的“富有创造力的巴黎服装1909-1939”展览（Betty Kirke就是在这场展览上第一次注意到Vionnet那些革命性的斜裁裙装，进而写出了《Madeleine Vionnet》这样一本时装巨作）；就连过去长期被人们忽略的好莱坞电影中的戏服，也经Diana的慧眼发掘，得以在公众面前重现风采。
Diana Vreeland把自己编辑杂志的经验全都投入到了策划展览上。但有所不同的是，杂志始终只是平面媒介，仅能刺激读者的视觉。而一场展览涉及的方面广阔得多。Diana最擅长的，恰恰就是填补除视觉外，人们其他的感官需求。展览大厅里总是弥漫着配合主题的香氛：Chanel设计展示厅里喷洒的是No.5；中国清代服饰展示厅里喷的又是Yves Saint Laurent的鸦片香水。音乐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在Cristobal Balenciaga的回顾展中，大厅里不断地回放着西班牙热烈奔放的弗拉门戈舞曲，并在中间夹杂着接连不断的马蹄声。这些音响效果显然要比印在说明手册上介绍设计师成长背景和灵感来源的枯燥文字更能激起人们的共鸣。
社交生活也是Diana策展成功的基础。许多参展服饰都是她那些朋友们自愿借出或者捐献出的。在一场展览的筹备过程中，她有半年多的时间花在了全球旅行，搜集展品上面。助理时不时得记下她下达的模糊指示，随后想方设法去完成。比如她会说，“我记得有这么一位女士，她人好像是在伦敦。她收藏了许多Balenciaga的衣服，你必须把她找到！”在准备“辉煌的俄国服饰展”时，Diana不但亲自来到了处于冷战时期的苏联同政府交涉，还拉来了杰奎琳.肯尼迪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帮自己游说。结果当然是Diana如愿以偿地在展览中展出了彼得大帝的那些天鹅绒制的皇家礼袍。同样，Cristobal Balenciaga退休之后唯一亲手制作的一件结婚礼服，也被礼服的主人Maria delCarmen Martinez Bordiu（Balenciaga忠实客户的孙女）心甘情愿借了出来。
若要总结Diana Vreeland制作的展览的共同点，那就是，她总能用富有历史气息的旧物来展现出与当下时代息息相关的文化特征。Diana不喜欢循规蹈矩，更不会一味沉浸在那些已逝的“黄金时代”里。她的自传《D.V.》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讨厌往事”。Balenciaga著名的“布袋裙”被她穿在一个极高的人体模型身上，立马就变成了六七十年代当红的迷你裙。面对一些指责她胡闹的言论，Diana自有回应：“谁在乎一条Madame Gres在1974年设计的黑色天鹅绒长裙和一副Elsa Schiaparelli在1939年设计的手套应不应该配在一起？观众们要的不是一板一眼的历史课教育。他们要的是宏伟的视觉场面，一种虚无缥缈的梦境！”她把人体模型的头部用面料包裹起来，或者喷上粉色或绿色的染料。模型要么不戴任何发饰，要么就是顶着一头彩色纸带制成的“假发”。对她而言，一个栩栩如生、同真人一模一样的人体模型“相当怪异、不具吸引力”，还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因此，Diana Vreeland的时装展更像是一场多维度、多构思的装置艺术展。在这些展览中，“玛丽莲.梦露”坐在一匹粉色的小象背上玩闹；“查尔斯一世”身披盔甲，手持长矛，从大厅中间奔驰而过；Yves Saint Laurent的蒙德里安裙没有穿在人体模型上面，反倒是由裁成人形轮廓的平面纸板来展示，以突出平面几何线条的趣味，一旁配以画家的原作。
Diana Vreeland生于20世纪初，她几乎见证了整个世纪的时装演变史。而她教给大家的并不是一板一眼的耳提面命，而是融汇了自身传奇经历的深入浅出，就像她用第一人称撰写的展览介绍一样引人入胜。她的脑袋里时不时会卷起幻想风暴。她并没去过清王朝时期的中国，也没见过18世纪的美国女人们的生活，但她的想象力可以超越时空。
担任时装展览顾问的经历为Diana Vreeland的人生画下了完美的句点，也让这位时装偶像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艺术家Greer Lankton曾为她制作真人比例大小的塑像，如今就被陈列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2009年3月号的《Harper’sBAZAAR》杂志邀请影星Sarah Jessica Parker扮成Diana的样子拍摄大片，再现她策划“好莱坞的戏服设计”展览时的风貌。如今时尚圈内举足轻重的人物，像是Tonne Goodman、Andre LeonTalley、Harold Koda，当年都当过Diana的策展助理。她去世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盛大的悼念晚宴。滚石乐队、Josephine Baker以及MariaCallas的歌声交织在一起，戏剧感十足。她若泉下有知，定会心满意足。
